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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中国人不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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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中国人不讲逻辑
[是什么让中国人不讲逻辑**mp.weixin.qq.com/s/8qald3Ba3WYANuibVnU5KA**](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3A//mp.weixin.qq.com/s/8qald3Ba3WYANuibVnU5KA) **编者按:** 《是什么让中国人不讲逻辑》是一篇采访文章,记者石勇就中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民主进程和逻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此文刊载于《南风窗》2012 年 09 期,被《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第 10 期转载并收录,多位学者就文章中的观点展开了精彩的讨论。此期推送为老文新发,虽然时过境迁,2020 年的今天,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的现代化、民主进程已呈现出了新态势、新问题,但文章及讨论中提到的许多观点到现在至未来依然颇具思考价值。面对西方世界对“中国人不懂逻辑”的诘问,我们是否真的难以反驳?疫情大考面前,我们如何理性处理社会各环出现的“症结”?在反思中国问题的同时,又如何看待西方国家频频出现的“民主拷问”......在分析这些问题时,如赵汀阳所说,与其学会逻辑技术,还不如学会理性态度更重要。文章之后几位批判性思维教育者针对访谈内容的讨论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比访谈本身更引人深思。中国从来不缺民族文化的捍卫者,缺少的是对深植于民族文化中的逻辑与思想的反思之士。 (下图为赵汀阳老师)  ***在关乎“中国走向”的公共争论中,不讲逻辑的非理性情绪四处泛滥,一种声音一口咬定,中国绝大多数公民与逻辑的距离,就是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距离。真是这样吗?*** --- 差不多 100 年前,面对中国落后而任人宰割的局面,知识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大拒绝”的姿态,并召唤“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这两个神灵降临中国。 今天,中国似乎已经在经济上“崛起”,但被阶层固化、贫富悬殊、道德滑坡、公平正义缺失的阴影所笼罩。而在关乎“中国走向”的公共争论中,不讲逻辑的非理性情绪四处泛滥。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风险驱之不散。 “现代化焦虑”,尤其是“民主焦虑”,又把很多人攫住。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大业如此艰难?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这是因为,从古代开始,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中国就缺乏 “逻先生”(逻辑),一路演绎下来,终成今天的局面。正是中国人不太讲究逻辑的思维方式妨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这种声音一口咬定,中国绝大多数公民与逻辑的距离,就是中国与世界现代化的距离。 思考时是否要按逻辑来,真和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民主有关系吗?为破解窒息这个社会的诸多困局,今天中国人在思想上该检讨什么?该如何去思考? 《南风窗》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作为哲学家,他对影响到了西方和中国在“想什么”、“如何想”的问题上,有着深刻洞见。 --- **作者:** 赵汀阳 **公众号编辑:** 敖鑫 ## **一、中国人不缺逻辑能力,而缺训练** ***《南风窗》:*** 不讲逻辑好像是现在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公共领域的争论,多自立场开始,以人身攻击结束。而某些政府部门“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的背后,其实也是耍赖,不讲逻辑。 还有另一种不讲逻辑的方式。大家习惯了玩类比、玩隐喻、玩象征、玩暗示来“讲道理”。我们从小就被训练玩各种文学的修辞手法。这些在思想上会有什么后果? ***赵汀阳:*** 和你一样,我也不同意依靠玩这些文学手法来“讲道理”。它们可以制造趣味,但不适合用来论证。把“修辞法”(亚里士多德说的)用于论证,就容易形成诡辩或胡说。希腊人很擅长修辞法,就像他们擅长逻辑一样,古希腊的许多“群众领袖”喜欢在广场使用修辞法蛊惑人民。亚里士多德早就知道,修辞法会遮蔽真理。 ***《南风窗》:*** 类比估计是很多人最常用来“讲道理”的了。比如“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的谚语。这样干时,我们好像没有注意到有一个“赖尔峡谷”:不同范畴的事物,比如 A 和 B,你要从 A 的成立证明 B 成立,必须先证明 B 和 A 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或等同性,有了一座“在逻辑上可以等值”的桥梁,才可能通过这个“赖尔峡谷”。 ***赵汀阳:*** 我倒不反对谚语。谚语所说的无非是一目了然的道理,其中是没有论证,谚语使用修辞法不是在论证,而是为了制造有趣的表达效果,各国的谚语都差不多。至于现在为什么许多人不讲逻辑,我无法充分了解其原因,也许是为了饶舌,为了有趣,为了胡搅蛮缠,为了回避真相,为了欺骗,等等,总之是故意不讲逻辑。 但我还想使用韩非的可信赏罚理论稍加解释:如果做某事就总能够获得可信的回报(物质回报或荣誉回报都算在内),那么人们就会纷纷自动做某事。可以想象,如果宣传能够获得可信回报,那人们就会热衷宣传,如果追求真理没有可信的回报,追求真理之人就会减少。 ** *《南风窗》* :** 在逻辑思维能力上,老外好像都一致唱衰中国。黑格尔说,逻辑在中国就玩不转了。爱因斯坦则认为,中国没有西方科学的两个基础,即形式逻辑和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因果关系,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列维-布留尔更狠,暗示中国古人的那类“天人感应”纯粹就是“原始思维”,说古代中国的那些“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若烟海的百科全书”,全是扯淡。对于这些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赵汀阳:*** 每一个逻辑学家都会跟你说,黑格尔才不讲逻辑。黑格尔想象的是“辩证逻辑”,那是逻辑的反面教材。辩证法是一种形而上“语法”,请允许我使用这个不太准确的说法,辩证法在逻辑上无用,但在哲学上是有用的,可以用来发现事物所暗含的“别的可能性”。 有趣的是,经过流俗歪曲之后的黑格尔“辩证逻辑”在中国似乎颇得人心,不知道黑格尔会有何评论。爱因斯坦的说法有些道理,但需要更多解释。而列维-布留尔的说法恐怕基于对中国思想的无知,无需多论。 ***《南风窗》:*** 说“中国人逻辑不行”,似乎和以前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中国人不聪明”属于同一个偏见系列,而后两者早被证伪了。如何也证伪前者呢? ***赵汀阳:*** 逻辑能力来自何处?这是个问题,直觉主义数学家们相信逻辑来自数学,但理由似乎不充分。许多哲学家相信逻辑其实是语言的一种深层语法。这个看法比较容易理解,事实证明,只要有语言能力,就必定有逻辑能力。我会同意说传统中国重视思想却不重视理论,而且也不重视逻辑训练。但逻辑训练不够不等于没有逻辑能力。 ## **二、情感问题不能用逻辑来抬杠** ***《南风窗》:*** 一直有人指控说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是从古代经典文本开始的。最先是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说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萌生,和《易经》有很大关系。然后是其它人,说《易经》、《论语》、《孟子》等充斥着大量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赵汀阳:*** 前面我说了,中国古代经典多数表达的是思想,不是理论,有些观念之间不一致也不足为奇,而且还必须考虑到,生活本身充满矛盾,因此,表达生活的思想有些互相矛盾,反而是如实反映了生活。这不是不讲逻辑。 ***《南风窗》:*** 孔子说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有人问:为什么是三年而不是两年、四年?没有任何理由。这有点类似于“辩证法”的一个逻辑困境:为什么是一分为二,而不是一分为三、为四?如何评价这些指控? ***赵汀阳:*** 就为什么是“三年之孝”而不是别的选择这个事情而言,我想说,这里并没有什么逻辑问题,只有文化或情感问题,而且要考虑时代背景。 假如孔子再世,他一定会考虑到今天的生活节奏,恐怕就不会推荐三年了。当年孔子为什么推荐三年,理由待考,我猜想或许是与父母养育婴幼儿的时间大致对称,当然不是严格对称,只是一个在感情上大致对称的选择。如果在这些事情上用逻辑来抬杠,恕我直言,恐怕既不知学术为何物,也对情感缺乏体会。 ***《南风窗》:*** 按这种说法,前面我们所谈到像“天人感应”之类的神秘主义观念,是否也不能用一句“不讲逻辑”来打发? ***赵汀阳:*** 并非所有事情都是知识论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天人感应”,如果作为知识论断,显然不真,因此不可信。董仲舒自己是否相信,还是个问题。就历史语境而言,天人感应恐怕并非知识判断,而是虚构的一种政治压力。先秦社会的自由空间比较大,民心向背大致能够形成对统治的政治压力,但秦汉以来变成专制,民意不如以前清晰,士大夫愿意虚构天人感应之类的政治压力新维度,似乎也是一种貌似合理的选择。当然,董仲舒们是否这样想的,就不得而知了。 ## **三、中西思维的最大区别** ***《南风窗》:*** 我们同意,逻辑思维必须讲究概念的明晰。而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文本,好像喜欢玩模糊、神秘。 像《道德经》里面“道可道”中的“可道”,有人说是“可说”的意思,而您说是“有规可循”的意思。在您那篇《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中,您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古人的知识追求与超验问题无关,基本上是以生活问题为界的知识追求,即使是那些关于自然万物普遍原理的想象,比如阴阳五行之类,也是关于生活知识的艺术注释,决非‘科学’探究”。 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样几个问题:中国古人其实不喜欢在生活之外玩神秘;中国古人对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论追求没有兴趣—因为这样,因此也不太讲究西方人玩的那些逻辑? ***赵汀阳:*** 古代中国思想通常不思考超越的存在,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类生活问题上,伦理、政治、战争、和平之类。不过西方思想也同样关心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和西方思想有哪个最大区别,我愿意说,西方思想寻找永恒的、绝对的、不变的、完美的、完备的、终极的概念,西方的两大根基思想,希腊和基督教,都追求永恒的“完美概念”,就是好到不可能更好的概念,上帝、完美的人、完美的事物、绝对无私的牺牲(耶稣)、绝对纯洁的母亲(圣母)、千年不坏的城堡、绝对无瑕的钻石、无敌超人,如此等等。 完美意味着永恒、超历史、无变化,而逻辑最适合谈论此种概念;古代中国的思想意图在于理解永远流变的、不确定的、不可完成的存在状态。易经、老子和孔子,都不假设完美概念,而重视永远在途中的“存在状态”。 ***《南风窗》:*** 如何理解中西两种思路在“是否追求完美”上不同,但并不暗示就有高下之分? ***赵汀阳:*** 举个例子,里程碑式的哥德尔定理挫败了数学的完备性和一致性梦想(数学最能代表完美概念),曾经让数学家们担心真理永远失去了。但是,假如古代中国数学家或哲学家听说了哥德尔定理,一定不会感到烦恼,而会相见恨晚,以老子的观念看,不完备或不一致就是一切存在的真相。事实上,只要一件事实或问题涉及“无穷性”,就必定不完备或不一致。 易经想象,阴阳需要动态均衡;在孔子眼中,圣人也有不足之处;在老子看来,存在如水,没有哪一个存在状态是绝对好或好到不可变化的。这种“在路上”的状态没有逻辑既定的必然性,永远分叉,永远有歧途,而歧途也未必不能坏事变好事。这种思想与有没有逻辑能力无关,而是思想问题和意图不同。 ***《南风窗》:*** 您的“天下体系”理论就是试图给当今世界超越冲突不断的“无政府状态”提供一种思路,这一思路恰好和西方式的那些关于“世界和平”的思路有根本差异。 ***赵汀阳:*** “天下体系”试图解决康德的和平理论所不能解决的全球化问题。在方法论和基本理念上确实有较大的不同,康德等和平理论都是从国际条件去寻找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我的方法是反转过来的,是从世界和平理念去反推世界和平所需的必要条件。我相信“天下体系”是最好的和平理论,可以为全球化的世界制度提供理念。 ## 四、 **比逻辑更重要的是理性** ***《南风窗》:*** 逻辑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确定的 7 门基础学科之一,可见它的重要性。您曾经做过两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日”中国项目的策划,对中国人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有什么样的期待或建议? ***赵汀阳:*** 前面说到了,人人都有逻辑能力,但逻辑水平可以提高。逻辑学教学应该有助于逻辑知识的普及。不过,拥有逻辑知识并不能保证有效地应用。我见过一些逻辑学博士,惊讶地发现,他们熟知逻辑定式和推导技术,但似乎只在进行抽象符号演算时才显示出思维的逻辑性,而在思考其他问题时却并无优势,甚至有时很不讲逻辑。这个怪事使我意识到,逻辑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还是一种态度,准确地说就是理性态度。如果缺乏理性态度,多高的逻辑技术都无以致用。 因此,与其学会逻辑技术,还不如学会理性态度更重要—毛泽东时代有过“学一点逻辑”的运动,似乎并无明显效果。至于如何才能学到理性态度,我不知道。也许至少需要意识到两点:自己喜欢的观念未必是正确的;正确的观念需要论证或者证据。 (记者:石勇) --- ## **讨论** ***朱素梅:*** 我觉得这篇采访有阅读的价值,转载是个好主意。不过,中国人“不讲逻辑”在我们的电子期刊的读者群中应该是没有争议的;我特别关注的是赵老师所提到的逻辑技术和理性态度的区别。读赵老师的言谈,我也读到了其中的理性态度。我个人觉得训练理性态度恰恰是批判性思维课程和逻辑技术训练的课程的区别之一。所以,我的建议是,转载上述文章的同时,能谈谈批判性思维关注“理性态度”的训练等话题。 ***董毓:*** 朱老师的意见我也同意,赵汀阳的文章中关于中国人逻辑训练不够不等于没有逻辑能力,西方思想寻找永恒、超历史、无变化概念而逻辑最适合谈论此种概念的看法都很有价值。但我觉得对我们最有用的是他最后一段,“比逻辑更重要的是理性”,他谈到学逻辑在这方面效果不大,而且逻辑好的人也不一定有理性,这都是很正确的观察。另外他虽然说不知道,但其实也说到了理性的核心:认识到自己喜欢的观念未必是正确的;正确的观念需要论证或者证据。而这正是批判性思维的三大性质和训练目标:理性、开放性和实践性。这也和朱老师那一期中周北海的观点,和批判性思维的主流观点一致:批判性思维在内容和原则上大于逻辑。周北海也是从多年逻辑教育的无力和限制性认识到,目前的逻辑教学要改革,他建议少部分专门从事逻辑教学研究的可以去学习逻辑,但对大多数人需要的素质教育,这应该是批判性思维,而“批判性思维不是另一门逻辑课”。所以赵汀阳的文章我们最应该发挥的,是他对理性教育的认识,这可以用来推广批判性思维教育。 ***徐敏:*** "逻辑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还是一种态度,准确地说就是理性态度"。我是同意这种说法的。逻辑教我们理性的态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除此外它不给我们其它的内容。逻辑除了给我们理性的态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告诉我们这种理性态度背后的根据是什么,演绎逻辑/归纳逻辑恰恰告诉我们背后隐含的根基。在此意义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理性是不够的。赵汀阳提到的“逻辑学博士”则是只把握了演绎逻辑/归纳逻辑对应的技术,却没有在实践中很好地应用理性态度。然而,也有许多学生很想拥有理性的态度,也知道了什么是理性的态度,却没办法理性得起来,恰恰是不知道理性背后的“信心”从何而来。因此,理性要求有态度,也要有技术的支持,两者缺一不可。 ***朱素梅:*** 看到你的理性态度需要技术支持的话题,我想继续和你交流一下。我们的话题缘起于赵汀阳老师的访谈,由此,我们特别关注赵所说的——仅有逻辑技术的人不等于其言谈中有理性(在本该理性言谈的场合),继之,把话题锁定在关于逻辑课程教学和理性教育的关系上,我个人的想法是,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更适于训练理性态度,所以呼吁相关文章。刚才读了徐老师的评论,我就把你的想法归于上述脉络之上,或许理解有误,无论如何,我还是想说说下面的看法:徐老师所提到的——理性态度离不开理性技术——是我同意的,但我不认为理性等同于逻辑,特别地,理性不等同于演绎。 就课程而言,逻辑课程和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区别体现了上述区别,批判性思维训练理性,开放,这种理性和开放的习得和表现都依赖于实践。至少在国内很多高校的本科课堂上,逻辑课程主要的时间和测试都贯注于演绎,课程主要讲解、训练相关演绎技术,这种技术的训练不关注思想的主体、忽略多主体间的交流、轻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价值无涉”(这个话题有待解释、说明,但我不忍不提)……这种训练不关注“反省”,这些特点决定了逻辑课程在训练理性态度上的缺憾;而批判性思维课程恰恰弥补了上述缺憾。更关键的是批判性思维课程不仅不是空洞地强调理性态度,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都在具体、系统地训练支持理性态度的技术,批判性思维本身就是体现理性技术和态度的实践。 我个人希望之前所提到的文章就是因为目前存在的现状是,不少人把批判性思维课程当成不敢涉猎“殿堂级”逻辑技术的一门“大众化”、“日常化”的逻辑课程,当成“另一门逻辑课”。这样的误解,一方面在观念上不利于批判性思维课程得到认同,另一方面,在实践上不利于已经开设了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学的老师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安排。我觉得,澄清批判性思维和逻辑课程的关系不仅必要而且重要,但如何澄清却不是我个人能及,所以希望看到我期待的文章。 ***徐敏:*** 朱老师提到了许多看法。第一,理性不等于逻辑。这句话要看怎么理解。如果说逻辑仅仅意味着像数学系学生一样进行公式演算,那么,的确理性不等于逻辑。因为许多人有演算能力,但生活中没有理性态度,至少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但是,若逻辑指的是逻辑学课堂(或者批判性思维课堂)所应该获得的目标能力,那么,显然逻辑至少包含理性。逻辑学或批判性思维课堂的关键词是论证,这个谁也不会反对,论证的目标在于坚持恰当的信念,让行为在恰当信念支持下进行。如何做出好的论证首先依赖于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好的论证,这主要是逻辑内容在回答。理性在于什么?理性不但在于对自己所应该相信的东西问为什么,提供理由,而更加在于提供好的理由。因此,逻辑学课堂(或批判性思维课堂)的目标能力恰恰就是理性,至少包含理性。第二,批判性思维课堂应该如何开设,不该看作是另一门逻辑课。这句话也要看怎么理解,而且依赖于课程的开设目标。如上所述,我不认为,逻辑学(非数理逻辑以及更高级逻辑学)的目标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课堂有差别。若朱老师的意思是,传统的逻辑学课堂以演算为目标,而批判性思维课堂应该摒弃,以理性思考能力培养为目标,我是同意的。但是,逻辑学课程的目标本来就不该仅仅以演算能力为目标,演算仅仅是一种保障,比如命题逻辑中的真值表方法,自然演绎方法,谓词逻辑中的公理化方法,或者 tableau 方法。没有这种保证的所谓“好论证形式”是难以说服人的。因此,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分歧或许在于逻辑学和批判性思维课堂的目标以及内容分配方面的差异,我认为,目标没有差别,差别在于侧重,逻辑学课堂更加看重好的论证形式的保障是什么(仅仅列出几个有用的论证形式是不够的,学生会问还有其它的好形式吗,为什么它们是好的呢),相对比,批判性思维课堂则更加注重实践中的理性态度,因此,好的论证形式保障方面则不是集中强调的地方。因此,两者更像是同一本画册,只是映现出来的重点不同而已。在此意义上,批判性思维作为“另一门逻辑课”也可以接受。第三,如朱老师已看到的,我认为理性态度离不开技术,但我没有认为理性态度等于演算能力。理性并不是简单的,理性除了态度之外,还需要实践,而且这种实践还需要技术支持。这是我的看法。 ***张瑛:*** 朱老师所强调的是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实践性,这也是董老师所提到的“批判性思维在内容和原则上大于逻辑”的原因之一,因为在批判性思维的课堂上,我们不仅关注论证形式、有效非有效,还关注论证内容,好与坏等。徐老师所强调的则是上述内容的“保障”——即使我们可以赞同批判性思维大于逻辑,我们也无法否认它是源于逻辑的。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批判性思维的课堂应当是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既要让学生们触摸到“有血有肉”的东西,又要让学生们体会到逻辑系统的“清楚明白”;而具体的教学内容和目标设置则可依据学生的不同业背景予以适当调节。 ***董毓:*** 各位老师,徐老师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之间已经有过几次意见交换,所以彼此有些了解,不过,批判性思维和逻辑及其教学的关系是个指导我们将来怎么教学的重要问题,所以我觉得继续讨论是极为有意义的,我接着徐老师朱老师的途径再随意说几句。 我的主要想法,在 2011 年大会上读过的“批判性思维不等于什么”的文章中说了,其中一个就是不等于逻辑。应该清楚说明的是,逻辑的规律是不能随意违反的,批判性思维要运用逻辑,而且比别的学科运用逻辑的程度更为明显——它讨论论证,自然要讨论推理,自然要用逻辑——在该应用逻辑的地方就要用逻辑。所以批判性思维的书,必然包括相当的逻辑(演绎和归纳)的内容,这个没有问题。 但另一方面,当我们说批判性思维不等于逻辑时,这里有理论的含义,也有教学的考虑。理论的含义中,有一点就是联系到理性这个概念来说的。徐老师说的有道理,逻辑至少包含理性,这是长期的观点,但我要说,要防止把它俩等同的倾向。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演绎)逻辑所规范的理性或者合理的概念,很早以前就被突破了。我提到并举例说过,现在的批判性思维、论证理论、科学方法论等等中的共识是,特别是按演绎逻辑的标准而言,符合逻辑的不一定是理性的,不符合逻辑的,也不一定是不理性的。当然许多情况下,符合逻辑,是理性的一个条件。能够察觉一个论证是否有效,这是判定理性的一个技术能力,但是这只是一方面,而且是用得不太多的一方面。我们学了很多年的逻辑,形式逻辑数理逻辑都学过都教过,但是我这一辈子在学术研究和生活实际中只有一两次做过论证的形式化和推理的有效性判断这个事情。其他绝大部分的分析、辨别、推理、判断的工作,都是在证据的真假判断,理由的充分与否,寻找反面例子,反驳,探查对手是否 beg the question(使用了未经证明的前提或循环论证)这些方面上,演绎逻辑用得最多的那几个工具就是肯定前件,否定后件等那些最基本的原则。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学了多少年的命题逻辑谓词逻辑,形式演算,就像学了很高深的数学一样,大部分没有用上,学这些工具并没有增加我的运用能力和理性态度(这有一些研究证明是普遍现象)。而我需要的那些能力和意识,比如上面说的判断证据的真假,检查理由的充分与否,寻找反面例子,探查论证的隐含前提,开放开阔思路,等等,都没有包括在我的逻辑学习中,而这些在我(在西方)的学习和学术生涯中大量运用。举个例子,在海外念书阅读英文哲学文献时,我经常看到讨论双方说对方的论证这里或者那里“beg the question” ——这是西方哲学家讨论和发展的基本功——而我那时都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更别说善于运用了。 这就是我们批判性思维教育要补的地方。我有时想,也不需要去过分探究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有什么区别——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时需要考查什么,需要有什么能力,批判性思维就教什么。从这一思路出发,恩尼斯列举了批判性思维的习性和能力各有 15 项,其中 12 项是必须要素,而别说我们现在的逻辑学,就是我们现在国内一些学校教的批判性思维,因为过于局限在单一论证的逻辑分析这个框架里,大概就涉及了其中的一半。所以,逻辑学和这样的批判性思维教学,不适应培育我们期望的理性、独立和开放的思考者的目标。 除了教学内容,另一不适应,是传统的教学方法的问题,我们的逻辑学和一些批判性思维的教学十分缺乏实践性,这些我在以后和大家继续讨论。 ***谷振诣:*** 同意在《通讯》上转载赵汀阳先生的文章,并建议在文尾附加大家的讨论摘要,《南风窗》的这篇对话涉及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情感问题不能用逻辑来抬杠)、涉及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区别,这两个问题太大,不方便发表言论。就第三个问题:“比逻辑更重要的是理性”,引起朱、徐和董老师的讨论,涉及到批判性思维与逻辑的关系等等,对此发表以下看法: 赵文的最后一段:“因此,与其学会逻辑技术,还不如学会理性态度更重要——毛泽东时代有过‘学一点逻辑’的运动,似乎并无明显效果。至于如何才能学到理性态度,我不知道。也许至少需要意识到两点:自己喜欢的观念未必是正确的;正确的观念需要论证或者证据。” “态度比技术重要”是杜威特别强调的观点,对这一观点最强有力的发挥可能是理查德·保罗(中译本《思考的力量》)。董老师强调“自己喜欢的观念未必是正确的;正确的观念需要论证或者证据”这两句,抓住了文眼和要害。自己喜欢的观念有哪些呢?有利于自身利益(金钱、权力、地位等等)、有利于自己名声(自我形象)、有利于自己人生观、价值观和真理观(自我中心)的观念,除此之外,可能就没有多少自己喜欢的观念了。在保罗看来,批判性思维首要的任务是治这种病,此病不除,有技术也不学,学了也不用,用也会往歪了用。为除此病,批判性思维专家们强调“Disposition/Attitude/Essential trait/Characteristic of mind/Intellectual Virtues”等相关联的概念。我的理解:态度是一种当下的意愿或倾向,精神是一种持久的追求和意志,将理性态度和理性精神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批判性思维的品质和习惯。 “正确的观念需要论证或者证据”,更准确地说,观念是否正确不取决于观念本身,取决于支持这一观念的理由是否确凿,以及理由对观念的支持强度,逻辑学不管理由本身是否确凿的问题,只管理由对观念的支持强度,逻辑学是评估理由对观念(结论、主张或断言)的支持或削弱强度的学问(关于推理的学问),而且只提供评估的标准和样式,如何运用其标准在使用自然语言的实际思维中对论证进行评估,这不是逻辑学的任务。现在人们普遍把逻辑学当成一门科学,而不再是一门技艺。如何运用逻辑标准在使用自然语言的实际思维中对论证进行评估,这是一个技艺性问题,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这样看来,逻辑学不管理性的态度、精神、品质、习惯这些问题,不管理由的真假、确凿一类的问题,也不管如何运用逻辑标准在使用自然语言的实际思维中对论证进行评估的问题。当然,你在讲逻辑学的课程时可以涉及或侧重这类教导性和技艺性的内容,但这些问题确实早已经不是逻辑学研究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一些逻辑学博士“在思考其他问题时却并无优势,甚至有时很不讲逻辑”,这没什么奇怪的,他们懂逻辑科学,却没有逻辑技艺。为避免误解,如何构造形式系统或者如何证明哥德尔定理的技艺,与如何评估和重构自然语言中好论证 的技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种很不相同的技艺。 因而,不论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将“批判性思维作为‘另一门逻辑课’也可以接受”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或者反过来,在逻辑学里加点教导性和技艺性内容,就将之说成是批判性思维,说在教批判性思维,这也是不能接受的。甚至在使用公认的批判性思维教材讲课时,如果只是在传播与批判思维相关的知识,没有较扎实的教导性和技艺性方面的严格训练,仍然不是在教批判性思维,或者说那样教批判性思维就没多大意义了。 ***徐敏:*** 谷老师对"技艺"和"科学"区分的强调让我很受启发。 我想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更多是在讨论《逻辑学》课堂和《批判性思维》课堂的比较,而不是作为学科的逻辑学和批判性思维的比较;作为一个学科逻辑学有相对更精准的学科定位,无论是放在哲学学科内部,还是和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并列的说法上;然而,对批判性思维似乎目前尚无法精确定位它是否构成一个独立学科若构成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独立学科(当然这并不影响它的巨大重要性)。因此,我同意您的说法,逻辑学已经逐渐有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评估方法,越来越科学化,而批判性思维不是。没听说过谁拿批判性思维"学科"的博士的。 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讨论的重点是《逻辑学》课堂和《批判性思维》课堂的比较。我非常同意您提到的后者关注前提真假和确凿,而后者没那么关注,即使关注也不是重点。我要说的是,各位似乎都太过强调两门课堂的差异,而认为不论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将批判性思维作为另一门逻辑课都是不能接受的。我的问题是:强调推理技术并且同时看中实际应用环节的《逻辑学》课堂与强调“评估构造好论证”的应用环节同时看重推理技术的《批判性思维》有何本质差别。这里,又要强调一下我前面提到的观点,《逻辑学》课堂的目标是给大学生什么?《批判性思维》课堂的目标是给大学生什么?它们有本质的差别吗?如果都是为信念提供合理支持,培养理性态度和能力,那么,难道不是“同一本画册”的不同展开方式吗?如果如此的话,我想,我们更加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开展逻辑学或批判性思维教育,而不是关于这两个名字的讨论。过去我们不足在什么地方,现在有哪些进步,又要避免什么,什么样的教学方式更加适合培养这种能力?这需要各位同仁在教学实践中积累经验,共同切磋,共同进步。我相信,这将会成为一项真正的有价值的事业。 重复一下前面回复中提到的自己的认知:理性并不是简单的,理性除了态度之外,还需要实践,而且这种实践还需要技术支持。而所有这些都是我认为逻辑学课堂应该给大学生的。 ***谷振诣:*** 徐敏的第一点认识是对的,逻辑学是一门学科,批判性思维不是一门学科,是一门训练人们如何成为好思考者的教导性和技艺性的学问。教批判性思维的老师都应该是教练而不是教授。 第二点认识,也就是对逻辑课和批判性思维课的关系的认识有误。按周北海教授的说法,现代逻辑课对培养好思考者(提高思维素质)的帮助,不比学习数学更有优势;普通逻辑课对培养好思考者的帮助如赵汀阳所言——毛泽东时代有过学一点逻辑的运动,似乎并无明显效果。好像希契柯克简单地讲过,两者(逻辑与批判性思维,或是逻辑课与批判性思维课)是交叉关系,相交的部分有多大或有哪些,他没具体说明。逻辑课以传授逻辑知识为主体(看教材、授课和测试题),尽管教课的老师不遗余力地声称他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且掌握逻辑知识在培养好思考者方面确有积极的作用,但实际的作用比想像的或声称的小得多。批判性思维和非形式逻辑兴起的动因之一是逻辑课在培养好思考者方面的软弱无力。批判性思维课的目标是培养好的思考者,为此专家们寻找判定好思考者的规范或标准(大致是两大类:一类是思考者的态度、精神、品质、习惯……;另一类是评估、重构论证的技术、方法和能力。说明:批判性思维在培养创造力方面的规范、培养方案、测试,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喊口号,批判性思维的核心目标应是培养人的判断力,至于创造力,它是在好的判断力基础上形成的,怎么形成的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好教练有把握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没把握培养出破世界记录的冠军);接下来就是设计训练方案,想法儿使人接近或达到这类规范或标准;再接下来就是测试,如何判定一个思考者的好坏。按某个方案训练了好久,怎么判断这个方案有作用,光凭教练或被训练者自己说如何如何是不管用的,必须拿出客观的测试手段,得出客观的测试指标。GRE/GMAT/LSAT 三大考试检测的是一个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其中所用到的推理技术不用学逻辑完全可以应付,学点逻辑对考试有帮助,不学逻辑不影响你得高分,这种考试的设计不预先假设考生学过逻辑。【小插曲:在知识型测试中有高分低能一说;在能力型测试中没有,如体育测试,大学生立定跳远跳了 2.6 米,得了 98 分,你不能说这个考生高分低能。】 总之,将批判性思维课当成另外一门逻辑课,或反过来把逻辑课改装一下,当成批判性思维课,从对逻辑与批判性思维在学科方面的认识上、批判性思维课与逻辑课的区分与教法上、“批判性思维”与“逻辑”这两个术语的界定上、推广与发展批判性思维教育上,都是不正确的。用“同一本画册”的不同展开方式,来形容批判性思维课与逻辑课的交叉点——推理技术,也是一个糟糕的比喻。 ***朱素梅:*** 理性态度离不开实践、这样的实践离不开技术支持———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强调逻辑课程和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差异是否“太过”,决定于从事相关课程教学的老师是否注意到了其间的区别。如果注意到了“逻辑”和“批判性思维”对于“理性”的理解的联系及区分,如果准确地理解了支持理性的技术到底包括哪些要素以及该如何实践,不仅不该“太过强调”,甚至不必要以“区分”做话题。就我个人的教学经验来看,有的学生既听了我的逻辑导论课程,也听了我的批判性思维课程,他们中有的向我反馈:批判性思维的学习让他们真正开始了独立思考,因为通过这门课程的训练,他们更加注意对理由本身的审查,也知道了审查理由的相关技术和途径,如:理由为真吗?还有别的说法吗?有例外吗?具体背景是什么?等等。特别地,不少学生通过批判性思维的学习,认识到“讨论”本身的重要性,他们更主动地寻找来自不同年级、不同学院的学生展开讨论。在我看来,这是学生们在实践着“辩证的思考”,经过这样的思考、论证,他们可能会放弃、修正本来喜欢的信念,也可能会不拒绝、重新审视甚至接受本来拒斥的思想,他们这样的“让信念与证据之间尽量保持一致”的实践就是“开放”。毕竟,理性、开放、实践才是关键词。讨论课程之间的联系或区分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 ***徐敏:*** 谷老师的每次回复都让我很受启发,特别是一些比喻,那都是长期批判性思维培养训练后的心得体会。比如“教练”对“教授”,“运动员”对“冠军”。 您对当下高校逻辑教育的认知,我也非常同意。无论是现代逻辑还是普通逻辑课堂似乎都没有达到“培养好思考者”的目的,或者说没有很好地达到。但是要得出什么结论我想这要依赖于思考的人的视角了。我主要负责全校文科《逻辑学》课堂,现在张老师和我一起负责。通过和历届同学交流,我的确认识到纯粹的逻辑知识对他们有帮助但没有期望的大。从 09 年 10 月份开始,我便有意识地在课堂中加入批判性思维的内容,以论证概念为核心枢纽开展课程。通过反馈我知道效果好于之前。我自己的认识是:批判性思维或者非形式逻辑的出现以及相关成果意义是重大的,往常通过逻辑学没能达到的目标它们似乎在达到,但是,基于此是否能得出结论说逻辑学课堂便应放弃理性态度和能力的目标,转而像哲学系学习数理逻辑或数学系学习数学一样变成知识培养课堂呢。我不认为如此。逻辑学课堂的目标本来就不应该是知识型的,或者不仅仅是知识型的,能力从输出层面讲还要高于知识。这是我刚开始便和同学们说明的,高分不意味着学得好,养成精神气质和习惯才更重要。因此,我的态度是:问题不是批判性思维如何定性,逻辑学如何定性,而是怎么设计课堂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态度和能力。再次感谢谷老师回复,非常受益。 ***董毓:*** 各位老师,这里的讨论太好了,我相信许多老师像我一样从中学到新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我们每期都有这样的讨论该多好!这样的讨论使我们在一起有了新的收益。根据讨论我们还可以发展成文章来更充分的阐释自己,让大家共同提高,期望读者也加入!
睡觉的骆驼
2023年9月12日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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